台湾来信：借和平统一打破岛内既得利益链，公共资源还给台湾人民

编者按：两制台湾方案内容讨论持续热烈。有读者反映，最近留言发不出来，对此，笔者希望大家理性交流，保持耐心，慢慢会好。同时，笔者也会尽最大努力认真对待每一条充满善意与真诚的留言。在正当石平台探讨两岸问题，要彼此尊重，要有同情的理解，要有理解的同情，唯有如此，才能将问题探讨引向深入，才能不断探讨两岸之间的深水区问题。这样的探讨与交流才有价值，有意义，希望能为推进祖国统一贡献一点点民间力量。

选择两条大陆网友留言：

留言一，

平台影响力越来越大，看的人多自然留言的也就越多，选不上很正常，我也有好多留言没发出来，其实无所谓，反正大家都是希望台湾早日统一，献言献策也就图这个。

留言二，

老师好。昨天的这场讨论，很直观地暴露出两岸之间存在巨大的认知隔阂：台湾民众并不真正了解大陆民众，而大陆民众，对当下台湾社会的真实处境同样缺乏足够认知。大陆不少民众有一种朴素的想法，认为只要让台湾看清双方的武力差距，就能推动台湾民众接受统一。但现实情况恰恰相反，相关武力展示，往往被民进党拿来包装渲染，一方面成为岛内扩张军事预算的借口，另一方面不断强化“抗中保台”的叙事，最终转化为民进党的选举选票，反而拉大了两岸的心理距离。很感谢老师搭建起这样宝贵的两岸民间网上对话平台，也已经吸引到不少对一国两制不持排斥态度的台湾朋友参与交流。

回看平台过往内容，大多是立足大陆视角、面向台湾民众发声。在此有一个小小的期待：能否多产出一部分站在台湾民众立场、讲给大陆民众阅读的内容。台湾社会内部并非看不到自身的治理弊病、政治乱象乃至“宪政”层面的现实困境，但现行社会体制依旧是多数台湾民众当下的情感寄托与现实坚持，这也是推进和平统一绕不开的客观现实。和平统一的根基在于协商，而开展协商的首要前提，便是相互尊重。

以上留言内容令笔者感动，激励笔者和读者一起努力办好这个平台。

今天刊发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国家发展与中国大陆研究所谢源骏先生的来稿，这是两岸读者来信之二十二，全文如下：

和平統一後，台湾真正該打破的是什麼？

笔者上一篇文章《和平統一不能變成與台灣既得利益者的妥協秀》在正当石刊出後，感謝許多網友認真回覆與討論。在繼續談「既得利益」之前，我想先針對近期兩位老師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提出的思考提出小小的討論。

大陆汪歸一老師提出「不能談、不用談、可以談」的區分，我認為很有啟發性。既然談的是「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一國」當然是所有對話的起點。

展开全文

涉及共同的國家主權、領土完整與國家安全的原則問題，不可能拿來討價還價；台灣內部大量經濟性、事務性、民生性的問題，也未必都需要搬上兩岸談判桌。真正值得我們花力氣的，恰恰是中間那一大片「可以談」的空間。

但我個人對一種「主權不能談，統一就是把台灣收歸我有」的表述，始終有所保留。因為中國的主權究竟屬於誰？

如果我們認同一個中國，那麼中國的主權就不應被理解成某一方的財產，而應當是全體中國人民共同所有。既然都已經在談統一，語言上卻還是不斷區分「你們的」與「我們的」、「我來收、你來交」，對於台灣普通老百姓而言，感受到的可能不是「回家」，而是「被接收」。這不是主權原則的退讓，而是和平統一必須高度重視的敘事方式與方法。

原則越堅定，面對人民的表達反而越應該有溫度。和平統一最後面對的不是一張地圖，而是兩千多萬具體的人。真正重要的，不只是告訴台灣人民「國家終將統一」，而是讓更多人理解：這不是誰把誰據為己有，而是共同回到一個屬於全體中國人的家。

對「刻舟求劍」的補充

對沈逸老師所提醒的「刻舟求劍」，我同樣認同。今天兩岸的力量結構與過去早已不同，大陸沒有義務無止境等待，台灣也不能把大陸的善意理解成可以無限「漫天要價」的籌碼。

但我想再補充一步：台灣像我們這樣的普通老百姓，真正思考的，本來就不該是「要價」。因為談判桌上被提出的許多「價」，很可能首先反映的是既有政治與制度參與者希望保留的權力、位置與資源，而未必就是普通老百姓真正關心的「價」。

如果和平統一最後變成台灣「既得利益者坐上談判桌」，把今天掌握的權力與利益重新包裝成「台灣條件」，要求繼續保障權貴階層的各項「制度利益」，那反而正是我個人最反對的結果。

台灣真正值得談的

台灣真正值得談的，是如何藉由和平統一，打破既得利益鏈條，把原本就屬於台灣人民的公共資源重新還給人民。

台灣從來不是一個缺乏財政資源的社會、也不是一個需要「被扶貧」的社會。近年投入軍事採購、特別預算與兩岸對抗的財政規模，動輒數千億元甚至兆元。與其問「統一後大陸還能給台灣多少」，不如共同探討：台灣自己原本就有的錢，如何能真正公平合理的花在台灣人民身上？

所以我理解的和平統一，不是需要大陸替台灣人「買單」，而是國家統一之後，有一個更大的力量替普通台灣人民「撐腰」，讓我們有機會重新檢視那些長期被對抗政治、權力與資本占據的公共資源，把原本屬於人民的「建設、發展與未來可能性」，真正還給人民。

這也回到上一篇文章後，我想繼續深挖的問題：我所說的「既得利益者」，究竟是誰？

既得利益者是誰？

首先必須說清楚，我反對的從來不是「合法財富」。企業家靠經營賺錢、工程師靠技術賺錢、投資人承擔風險取得報酬，一個家庭幾代人合法累積房產與財富，都不是我所說的「既得利益」。合法財富必須保護，「私有產權」保障是現代化社會的基石。

和平統一不是「打土豪、分田地」。真正需要被打破的，不是財富，而是利用公共權力取得超額利益的特權管道。

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Daron Acemoglu與James A. Robinson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中對「榨取式制度」的警惕，值得我們借鑑：當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長期相互鞏固，制度便可能逐漸從服務多數人，變成少數人攫取多數人資源的工具。

所以真正該問的不是：「他有多少錢？」而是：「他的錢究竟是市場給他的，還是不正當的權力與制度替他創造的？」

台灣的現實困境

這個問題放在今天台灣，早已不是抽象理論。

近期公共採購爭議中，一家具有室內裝修背景的公司可以得標數億元軍用RDX炸藥採購；一家名稱仍帶著「茶葉」的業者，也曾承攬軍方資訊設備相關標案、更不用提因為所謂「非核家園」所引申的大量廢棄無效光電板。這些案件是否涉及不法，當然應以證據與司法認定為準，相關業者也提出自己的專業資格與說明。

但人民真正困惑的是：為什麼一套依法運作的制度，可以產生如此違背普通人專業直覺的結果？如果回答永遠只是「程序合法、符合資格」，人民自然還會繼續追問：資格本身合理嗎？門檻合理嗎？真正長期具有專業能力的人，為什麼未必具有制度優勢？

宗教也是如此。信仰自由與政治參與都應保障；但當大型宗教組織累積的人脈、資金與動員能力，可以進一步轉化成政黨政治、候選人支持與地方政治影響力時，同樣應該接受透明而公平的公共監督。

最值得警惕的，往往恰恰是：它甚至可能都「合法」，因為制度最深層的問題，不一定是有人違法，而可能是法律、政策與遊戲規則本身，就長期受到政治競爭、資本力量、利益團體與組織動員能力的不對稱影響。而制度最深層的問題，不一定是有人犯法。也可能所有人都按照規則走，最後卻讓普通人產生一種強烈感受：「有關係的人，跟我玩的根本不是同一套遊戲。」

年輕人的被剝奪感

這也正是為什麼今天許多台灣年輕人，會對「公平正義」產生如此強烈的政治共鳴。

我認為，真正值得理解的，不只是年輕人支持哪一個政黨、哪一位政治人物，而是這個世代背後越來越強烈的被剝奪感。

這種被剝奪感不是「我沒有飯吃」，甚至不一定是「我比上一代更窮」，而是我照著你告訴我的規則努力，最後卻越來越懷疑，有些人根本不需要遵守和我一樣的規則。

我念書、考證照、累積專業、找工作、繳稅、存錢買房；另一邊，卻看到有人因為政治、財團、地方派系、宗教、血緣或其他關係網絡，擁有普通人難以企及的資源與通道。這才是「公平正義」真正具有政治爆發力的地方。

台灣年輕人未必仇富。他們可以接受黃仁勳因為創造巨大價值而成為億萬富翁，可以接受醫師收入比自己高，也可以接受創業成功者住豪宅。他們真正不能接受的，是自己輸給關係，而不是輸給能力。

所以「被剝奪感」的本質，不只是收入差距，而是機會差距；不只是「為什麼他比我有錢」，而是：「為什麼他可以走一扇我根本不知道存在的門？」甚至是：「這一切，只因為他爸是誰、他認識誰、他站在哪一邊？」

監督者的困境

台灣當然有競爭性選舉。但選舉可以換人，不等於可以換掉利益結構。現代選舉需要資金、媒體、地方組織與動員；政治人物取得權力後，又掌握預算、土地、法規、採購與產業政策。於是形成一個難以迴避的循環：資源幫助取得權力，權力再決定資源如何分配。

「立法院」可以監督行政體系，但「立法委員」自己也需要選舉；「監察院」負責監察，但「監察院長」及監察委員又由「領導人」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

因此真正應該追問的是：當監督者本身也身處同一套政治競爭與資源交換結構之中，誰來監督這套結構？如果政黨輪替只是換一批人掌握同樣的資源管道，那不是打破既得利益，只是既得利益輪替。

兩岸制度的比較

但我們也絕不能把大陸「浪漫化」。大陸當然有官商勾結、有權錢交易，更出過不少真正的「大老虎」。如果沒有腐敗，就不需要長期「打虎拍蠅」，反腐败一直在进行。真正值得比較的，不是哪一邊沒有腐敗，而是兩套制度如何面對權力可能腐化這個共同問題。

大陸透過紀檢監察、巡視巡察、審計與持續反腐，形成另一種監督邏輯：不能只等下一個政治週期處理腐敗，而必須在權力運行過程中持續監督。當然，「誰來監督監督者」、監督權如何更加程序化，同樣值得持續完善。而這恰恰給未來台灣方案留下了巨大的制度想像空間。

七個更好的落實

在紀念台灣光復80周年大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提出和平統一後台灣的「七個更好」：經濟發展更好、能源資源保障更好、基礎設施建設更好、安全保障更好、對外交往更好、民生福祉更好、精神文化生活更好。

我個人高度認同這個方向。因為「七個更好」開始把和平統一從宏大的國家敘事，落到普通台灣老百姓真正會問的問題：統一與我有什麼關係？我的日子會不會變得更好？

而我認為，生活在台灣、直接面對台灣社會的人，更應該沿著王滬寧主席提出的方向再往前一步：用什麼制度与政策，才能確保這七個「更好」真正落到普通老百姓身上？

台灣的財政收入用於台灣民生，很好；但「誰」來決定怎麼花？經濟發展更好，很好；但如何確保新的機會不再被少數「關係網絡」優先取得？如果統一只是把原來依附舊政商關係的人換下來，再換上一批善於接近新權力中心的人，那不是制度改革，只是換一批人吃。

人民性的核心

這也接回我一直談的「人民性」。人民性不是一句口號。它最終要回答的是：和平統一後，台灣老百姓能不能真正感受到，這個政府是「服務自己的」政府？

尤其對台灣年輕世代而言，人民性首先就應該體現在公平正義。我不需要認識官員，也能得到公平待遇；我的父母沒有背景，我仍然可以靠能力向上流動；小企業沒有政治關係，也能公平競爭；人民繳的稅，可以知道去了哪裡；再大的企業不能靠關係改變規則，再高的官員也必須受到監督。

如果未來的和平統一不能回答台灣年輕世代最在意的公平問題，那麼再「宏大的家國敘事、民族敘事」，也很難真正轉化成台灣社會自下而上的認同動能。

制度創新的可能

在保留台灣市場經濟、私有產權、社會自治與民意參與中有效的部分的同時；借鑒大陸紀檢監察、巡視、審計與反腐體系中有效的經驗；同時正視兩岸各自的制度缺陷，再建立更加透明的政府採購、利益衝突、公共預算、官商旋轉門以及「監督者再監督」機制。

甚至應該有這樣的制度設計雄心：未來台灣的某些制度，為什麼不能比「今天的台灣」更好，甚至比「今天的大陸」更好？

真正值得期待的「一國兩制」，不應只回答台灣可以「保留」多少舊制度，而應共同創造一些兩岸乃至世界上至今可能都還沒有、但真正符合人民利益的新制度。

公平的起跑線

所以，我反對的從來不是財富，而是「特權」。合法財富應當保護，制度特權應當打破；真正需要重新分配的不是私人財產，而是制度機會。

王滬寧主席提出「七個更好」，我認為還有一個貫穿所有「更好」的根本追求：讓人民在制度中的「位置」更好，讓公平正義真正可以被普通人感受到。

因為台灣年輕人真正要求的，未必是每個人最後得到一樣多。他們真正要求的，也許只是一件最基本的事：「還給我們一條公平的起跑線」。

如果和平統一能讓一個普通台灣青年相信，自己的努力不會輸給別人的關係，自己的出身不會決定自己的上限，自己的稅金不會成為少數人的利益，那麼和平統一才可能從宏大的國家敘事，真正轉化成普通人的切身利益。

走向人民的統一

我們最終要共同暢想的，也不應只是一套國家統一後的「治理機構」，而是一套讓台灣老百姓真正感受到：這不是來「管理我」的政府，而是來「替人民辦事」的政府。

甚至在我們熱烈探討後的某一天，有越來越多的普通台灣人願意發自內心地說：「對，這就是我們想要的未來。」到了那一天，和平統一才真正從國族敘事的統一，走向人民敘事的統一。

也只有到了那一天，台灣社會才可能真正形成一股自下而上的內生動能，不只是「接受」統一這個結果，而是願意認同、參與，甚至一同建設那個我們所期待的、永久和平的「更好的台灣」。

（作者系台湾野礼传媒负责人）